张洁，罗朝猛
(刊于《中国教师》2020年第6期）
因吸烟而被“志愿退学”
上私立高中的A同学，在下课休息时间结束前回到教室。刚回到在自己的座位上时，B同学递来了一支点燃的香烟。A同学吓了一跳，就那样拿着烟，不知所措。这多半是教室后面那一众吸烟的人在休息时间习惯性把香烟传来传去，共享吸烟。
在这个学校，吸烟的学生大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好像在学校里也吸烟。“在校内禁止吸烟”是学校生活指导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教职员会议上，确立了对吸烟学生给予严厉惩戒的决定，并制定了详细的惩戒规则。
那时，当听到“老师来了”的声音时，A同学慌忙将熄灭了的香烟扔到了地板上。进入教室的C老师，凭借多年的直觉发现了教室的异常。实际上，在教室里飘着一股怪味。C老师停止上课，把十几名学生从教室带到别的房间，请求其他老师来支援，对带出来的每一个学生一一听取情况。这时，A同学首先说“我没有吸，只是拿了一下并熄灭了香烟而已。而且不知道是谁传过来的。”A同学如此反复供述。但是，A同学这样的口供，C老师是不能接受的。而且A同学过去受到过两次停学处分，C老师不得不持怀疑态度。于是，C老师执着地质问A同学。
在C老师执着的质问中，一开始完全否认的A同学也渐渐疲惫了。而且他曾被告知“3次严重惩戒处分即退学”，于是A同学渐渐变得自暴自弃，终于怒吼起来。
“你说我吸烟就吸了吧！”第二天，学校召开了临时会议，在大会上研讨了这个事件。报告说A同学承认了吸烟的事实，应该给予停学处分。由于这是A同学的第三次停学处分，根据学校的惩戒处分相关规定，最终决定给予A同学劝退（劝告“志愿退学”）的处分，随即通知了A同学和A同学的父母。
意料之外的是，A同学的父母说“A同学绝对不会吸烟”，由于当时的详细情况不甚明确，于是请求校方对目击者和吸烟场所的状况等再次进行调查，但A同学的父母没有遵从学校的决定。对此，校方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再次调查，认为即使A同学没有吸烟，但是他拿了点燃的香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与吸烟相类似的行为”，所以应当接受相应的惩戒。所以，学校始终坚持对A同学进行劝退。学校拒绝A同学回校并要求其办理“自主退学”的手续。
接下来的几个月过去了，A同学的父母还是不接受学校的处理。直至事件发生半年后的3月下旬，学校才在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对A同学进行退学惩戒的决定。
学生在校吸烟，看似没有严重违反校纪校规，为何要受到自主退学的惩戒处理呢？其惩戒的法律依据何在？
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1条对学生的惩戒规定：校长及教员认为教育上有必要时，根据文部大臣的规定，可对学生及儿童加以惩戒，但不得进行体罚。这是日本教育法律对学生实施惩戒的原则性规定。为了便于学校及教师正确实施惩戒权，日本《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第13条对惩戒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第一，校长或者教员对儿童实施惩戒时，必须依据儿童的心身健康和教育上的必要性慎重进行；第二，实施惩戒时，就退学、停学、训斥的惩戒必须由校长（大学由学长包括委任的学部长）实施；第三，就前项的退学，公立小学、中学（肓聋学校、养护学校的在学学龄儿童和学生除外）对于适合以下各项之一的儿童、学生等允许实施惩戒。一是确实其品行不良，且没有改善可能的；二是确实其学力劣等，且不可能改善学业的；三是无正当理由，且经常缺席的；四是
扰乱学校秩序，违背学生本分的。
上述案例中，A同学遭受志愿退学的惩戒，我们可以理解为他的行为违背了以上第一和第四款的规定。在日本，志愿退学属变相惩戒处分。此种志愿退学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学校劝告而退学，另一种则是形式上虽为志愿性，但实际上是被迫退学。如不服从，即予开除学籍处分。
日本教育惩戒制度的原则与方式
日本教育惩戒拥有较为久远的法律渊源。日本法律制度兼具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共同特征，该国法律体系下教育惩戒制度，既来源于《学校教育法》等成文法的明文规定，亦出自于来各级法院有关教育惩戒的具体司法判例。综合来看，教育惩戒方式和手段取决于多重因素。一是不同学龄阶段的教育惩戒方式存在差异，例如，出于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法律禁止对义务教育阶段（小学至初中）学龄的学生施加停学的处罚；二是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教育惩戒权限，例如地方教育咨询委员会、校长、教师拥有不同的相应的教育惩戒手段使用权限；三是法律既给出了教师惩戒学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可定性或定量标准，又赋予教师以自由裁量权选择合适性质、程度的具体惩戒方式。
综合日本教育惩戒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判例，日本教育惩戒权的“立法”和“执法”普遍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以学生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禁止体罚原则、学校自主原则。
1.以学生为本原则
教育惩戒作为教育辅助类手段，在于纠错矫偏，以培养学生健康、安全、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习惯，并以促使其身心和谐发展为宗旨。教育惩戒应对的是违法违纪、失范失德行为，其导向是培养学生正义的感情和公正的判断力，防止在未来知错犯错、旧错重犯。此外，教育惩戒的立法和自由裁量也凸显了“以学生为本”原则。教育惩戒的立法是围绕学生受教育权和维护教学秩序所衍生出的一种学校管理制度；教育惩戒的方式需要结合学生年龄、性别、认知程度、性格、行为时间和场所等诸多实际客观情况进行选择，而非就事论事且机械教条地照搬法律规定。
2.合法性原则
教育惩戒权作为教师的职权，其来源于法律的授予。就日本立法过程而言，教育惩戒权相关规则制定包含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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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合法性要求学生受到的惩戒方式是公正合理的，保护学生免受任意的、非法的干扰。程序合法性要求施行教育惩戒权的主体，应按照规定的程序或流程来惩戒学生。日本社会就体罚与惩戒的界限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部分教育惩戒行为一直在非法和合法之间徘徊。日本厚生劳动省曾经在1998年发布《禁止滥用与惩戒相关的权限》通知，分别就特定的惩戒手段和滥用情况进行举例认定，在客观上给予教育惩戒正面参考。例如在课后留堂的惩戒期间不供给食品、合理休息时间，属于教育惩戒权的滥用，此外，威胁剥夺学生某种福利性权利、不理睬学生亦属于惩戒权的滥用。
3.合理性原则
首先一层含义是学生不良行为具有惩戒的必要性，并且惩戒措施具有适当性。惩戒主体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学生个人情况、行为危害程度大小等客观因素决定该不良行为是否有必要进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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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必要惩罚，则需要选择“罚当其过”的惩戒手段，而不能“小过大惩”或者“大过小惩”。其次，惩戒主体需考量惩戒的主观目的正义性，其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才进行惩戒，而非出于泄私愤或者宣泄其他不良情绪的目的。与此同时，还应考量是否侵犯被惩戒者的人格尊严、是否超过了必要的心理承受度，在此基础上自省惩戒的合理限度。
4.禁止体罚原则
上述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1条确立了禁止体罚原则。相关教育法实施细则认定体罚包括直接构成身体侵害的行为和施加学生肉体痛苦的行为，并对这两类体罚行为进行了实例列举。身体侵害方面包括特定场景下的脚踢身体、扇耳光、捏脸颊等行为，施加肉体痛苦例如对课后留校处分的学生不准吃饭、去上厕所等行为。日本在二战以前受儒家思想引导，体罚曾一度作为惩戒学生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引入西方法律理念，日本社会更关注到牵涉人权等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于是体罚在一度争论中被教育领域所禁止并延续至今。
日本学校教职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并采用终身雇用制。校长，副校长和教头，主干教师、指导教师、教师、助教、讲师等作为法定教职人员，依法获得教育惩戒权。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施行细则》，教育惩戒方式主要为六种：（1）放学后要求学生留在教室；（2）上课中，让学生在教室内罚站；（3）交给学生学习任务或清扫任务；（4）增加学生的值日次数；（5）说教总是在课上随意走动的学生，让其回到座位上；（6）对日常训练迟到的学生，不让其上场比赛而让其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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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日本中小学一般采取以下方式实施“罚扫”惩戒。日本具有一定的清扫教育和历史实践传统。清扫教育起源于剑道和佛教有关保持清洁修炼场所的清洁有助于锻炼心性和毅力理念，这样爱干净的社会文化习俗给教育烙下了深刻的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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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公立中小学中，由学生清扫校园（教室、宿舍、厕所等校园场所）并作为一项课程内容制度从二战结束之后逐步建立、完善并延续至今。小学教师需要教授学生打扫卫生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待进入高年级时，则需要指导学生合作分配打扫任务、创新大扫除方法。很多中小学校会在每天中午均需要安排15分钟时间进行全校大扫除，各班按照值日表进行相关学生安排。在学生违规违纪情况下，罚做额外的清扫任务在日本被教师广泛使用且被家长普遍认可。在这一过程中，有利于学生记住所犯错误或者不良行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和集体责任感。
日本教育惩戒制度的主要特色
一是形成了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三位一体”教育惩戒体系。日本1947年《教育基本法》，1949年《社会教育法》两部法律在立法层面确立了日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三者的协调配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育惩戒发挥了“1+1+1>3”的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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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后，家长普遍信任教师的处理方式，教师同样会礼貌地与受惩戒学生家长就相关惩戒情况进行沟通。同样情况下，教师或学校作出的部分教育惩戒需要社会和家长的配合才能完成或能够促进惩戒效果最大化。
二是教育惩戒拥有特殊少年司法体系制度作为后盾。日本的少年司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违法违规行为具有威慑作用。少年司法体系主要针对的校园管理难题——校园暴力。一般轻微的打闹、欺辱等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中小学教师一般采用课后留在教室、教室内罚站等较轻的教育惩戒方式督促犯错学生自省悔改，若是遇到严重的学生暴力行为，教师出于自身正当防卫或者制止暴力的目的，可以对正在施暴的学生使出合理的暴力，即使对学生造成身体侵害或肉体痛苦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而且，此时学生严重的暴力行为将构成刑事犯罪，这对于施暴学生的制约和威慑作用是更为明显的。有了作为保障法的刑法的全力支持，校园欺凌行为均有可能依照特殊的少年司法体系“入罪判刑”。日本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制定配套《少年法》(2014年最新修正)、《少年审判规则》(2015年最新修正)等较为完整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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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日本刑事法体系下，中小学生年龄并不影响犯罪成立，家庭裁判所对未成年人可利用少年司法体系予以追诉和处理，构成严重罪行的学生将可能被送往少年院进行一定期限的收容改造。总之，作为后置法、保障法的少年刑事法体系对中小学生违法违纪行为具有重要的威慑力。
三是建立了辅助教育惩戒的学校顾问制度。日本中小学校教学活动中，令教师难以处理的问题主要是学生具有自闭、抑郁、厌学等心理疾病或者不良倾向。这些心理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在校生活，但囿于心理疾病情况复杂，往往难以依靠学校或者教师自行解决。为了解决各地学校师生的困惑和烦恼，1995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正式建立“学校顾问”制度。该制度指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针对管辖范围内中小学校分别组建一支心理专家顾问组，学校顾问每周两次到学校进行心理教育指导并帮助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此外，该制度还鼓励官民机构结合相应设立“适应性指导教室”等机构，广泛地参与学校教育惩戒，以不断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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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惩戒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吸收日本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教育惩戒相关法律。我国教育部于2019年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条款的建议对策，另一方面，广东、山东、浙江也已经加速地方教育惩戒立法进程。未来几年时间内，我国教育惩戒领域法律空白将被填补，教师惩戒行为必将有法可依。但是，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实际，教育部和地方有关教育惩戒立法仍存有改善空间。相比较而言，日本教育惩戒立法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其教育界也在教育惩戒领域深耕细作，积累了不少创新性的具体惩戒手段和实践经验。另外，中日文化上同宗同源，儒家思想根基深厚，日本的教育惩戒立法理念与中国相近。我国各级立法部门可以借鉴日本相应教育惩戒立法经验，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短期内扩充完善现有教育惩戒法律体系和丰富教育惩戒手段。
第二，建立和完善教育惩戒相关的配套制度。先进的教育配套制度对教育惩戒行为的效果至关重要，建议学校层面完善教育惩戒领域配套实施心理咨询制度、监督问责制度。我国中小学校正逐步普及了以班主任和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为骨干，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制，仅部分大中城市中小学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由于班主任和其他教师本身授课任务繁重，心理辅导任务方面难以顾及；再者由于非专业人士，其对学生的心理辅导作用有限。建议我国教育部出台政策鼓励地方区县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参照日本“学校顾问”制度做法，让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可以招聘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定期向辖区内受教育惩戒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解决违纪犯错背后深层次的心理问题，更好地发挥出教育惩戒的正面效果。其次是借鉴日本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师德问责监督制度，主要是强化异体多元问责主体、确定科学先进的教师考评体系、积极推进问责监督文化建设，这样有利于防止教育惩戒权的滥用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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