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技术人才的匮乏，我国在军事科技的进步上进展缓慢。1955年，钱学森经过艰难的努力从美国返回祖国，并立刻投入到导弹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师从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也毅然决然回到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在法国深造的钱三强在相关领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如果钱三强选择继续留在法国，他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依然坚定选择回国，带领一批在国外留学的人才，组建了我国第一支原子弹研究队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已确立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方针。
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曾明确表达希望苏联在核武器领域提供援助。然而，赫鲁晓夫对此表现得并不热衷，认为“社会主义有苏联一把保护伞就足够了，不需要每个国家都搞核武器。”毛主席从中看出了苏联希望中国始终处于其“庇护”之下的企图，但这一点显然不符合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愿望。
于是，毛主席巧妙地回应赫鲁晓夫：“如果每个人都依赖同一把伞，最终仍会被淋湿。”经过一番拉锯，赫鲁晓夫同意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提供导弹和原子弹技术支持。然而，中国并未完全依赖苏联，而是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技术。在1956年，由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了导弹的研发。
1957年，聂荣臻带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磋商，最终双方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导弹和原子弹领域提供支持。尽管中苏关系在当时进入“蜜月期”，表面上看似和谐，但实际上，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支持有所保留，担心中国在技术上超越他们。
苏联的P-2导弹及设计方案最终到达中国，尽管这些技术并不先进，甚至是苏联十年前已经投入使用的，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技术援助中断，中国不得不开始自主研发导弹和原子弹。
随着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撤回了所有技术支持，许多在华苏联专家也被撤离，中国能否独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成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一困境，聂荣臻和钱学森决定采取“先防制”战略，拆解苏联提供的P-2导弹，研究其原理后再进行自主研发。
尽管许多人认为P-2导弹只是“三线装备”，钱学森却坚信，虽然这款导弹并非最先进，但它仍然是我国当时所不具备的技术，具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虽然钱学森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他的个人力量显然不足以支撑整个项目的推进。因此，他不仅亲自拆解导弹，还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讲解相关理论知识，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导弹研究人才。
然而，到了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海军基地的要求，遭到了毛主席的坚决反对。若接受这一要求，中国的海防将会面临巨大的隐患，主权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随后的中印边境冲突使得苏联毫无理由地站在印度一方，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因未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不仅延迟《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还撤走了大量技术专家。尽管这些专家与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国家的命令下，他们还是不得不返回苏联。
1960年8月，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的技术援助也随之停止。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也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封锁”，拒绝向我国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但国家没有放弃，毛主席决定自力更生，启动了“596工程”，力求实现导弹和原子弹的自主研发。
然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的民众面临着温饱问题。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钱学森主动请求降低职务，以便能够全身心投入科研。那时，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只能靠一碗糖水度日，然而大家却毫无怨言，依旧日夜奋战。
1960年2月19日，我国首枚探空火箭成功发射，并于同年9月将苏联导弹发射升空。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自主研发的导弹“1059”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终于掌握了导弹技术。
尽管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依然顺利研发出了导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原子弹的研发。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科研人员们从未放弃。1970年代初，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弹”技术，打破了外部封锁，增强了国防实力。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发，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军备水平，也使我国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话语权。虽然我国始终崇尚和平，但掌握核武器后，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捍卫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
如今，中国的国防力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这些成就离不开前人的辛勤付出与巨大牺牲。无论是钱学森、聂荣臻，还是邓稼先，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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